2018年2月5日星期一

转载:生死无边

生死无边

——清明追思录

——来自杨桢的博客
今天是清明节,是哀悼亡灵的日子。我对清明节没有感觉,因为我感觉不到灵魂的离去,我只是觉得那些逝去的人仍然在身边,片刻也没有离去,所以不需要有特殊的日子来惦记他们。

    众多的人恐惧死亡,可是我不会,这可能更加适合学医。

    1986年深冬的一个夜晚,我还是一个实习生,和实习医院的刘老师在内科病房值班。半夜有人敲门,老师让我起来看看。原来是儿科的值班医生,我问她什么事,她说能不能帮忙处理一个孩子的尸体。我跟着去了。是一个刚满月的婴儿,因为在家接生感染破伤风,来医院后治疗失败而死亡。悲痛欲绝的父母已经不忍亲自处理孩子的遗体,委托了附近的一个农民帮忙埋掉。我从年轻的妈妈手里接过孩子,跟着农民,走出医院后门。那是一望无际的原野,没有人烟。沿小山坡向莫愁湖方向走去,在田埂上深一脚浅一脚。走到一片没有庄稼的荒地,那农民挖了一个小洞,让我把遗体放进去。我把那带有我的体温的温温的棉包袱裹好,放进去,看见他填上土,隆起一个小土包。在暗淡的晨曦中,我们悄无声息地返回。这是我第一次以最原始的方式处理一个离开的生命。那是在郢中古城。

    以后,当我独立当医生以后,送走了很多治疗无效的病人,没有过多的忧伤,那些忧伤让职业的程序掩盖了,因为来不及忧伤,你要设计一个个挽救的方案。也没有不能承受的情感障碍,因为,你的设计中已经包含了死亡,那是所有选择穷尽后的终局,而且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。那时冷静沉稳,也许符合职业的要求。吓得自己先哭了,病人怎么看你?

    不能不说,这些平静之下,是波浪起伏的思绪。

    当一个30岁的男子,把六十多岁的老爸送到医院,老爸拒绝治疗,儿子爱莫能助。而我确切地知道,给我二周的时间,我就会让其康复,但依然遭到拒绝。最后,我只能看着这样的儿子把他拉走,放任死亡的来临。我知道,那个父亲不想让他的儿子为他花一分钱。因为他一世的积蓄或许仅仅够给他儿子娶妻生子,看病的那份钱可能还没有。看老爸的病让儿子卖房卖地是违背自然遗传之性的。那一时刻,我不想当医生。

    当一个18岁的儿子,由父母送来,已经是尿毒症的终末期,医疗费用和换肾不堪负担,那气壮如牛加上肿胀魁梧的身躯,如鲤鱼打挺般挣扎,临终前狂呼怒号:妈妈,我不想死。那是救济手段的缺陷和医疗手段的极限。哪一刻,我不想当医生。

    当一个老人,显然在药物和治疗的不当之中去世,我们是愧疚、自责还是刻意淡化,抑或心安理得?这些例子我都对学生说。凭借你的一颗仁爱之心,病人家属对治疗的满意能化为对你疏漏的谅解,这能让我们鼓足勇气,扬帆远航。

    医生之德没有哪个行业能比,医生不可能不出错,但是医生可以出版误诊学杂志,公开谈论治疗的失败,引以为戒,那是对人类负责。没有哪个医生出于恶意的目的放纵病人的死亡。每当听到有人殴打医生、砸烂医院都是痛心疾首,告诫学生,及使那样,也不要放弃自己救人治病的理想。

    这也让我不断思考,人的寿命究竟在哪里?没有现代医学,人类的平均寿命要短得多,有了精益求精的医学治疗,在不断延长的生命中,哪一天才是生命的终点?长期思考这个问题的结果,是生与死边界的模糊。

    一个活着的生命,在我的医治下,离开人世,你以什么标志确定其死亡?心脏、大脑?在我看来,这没有意义,还是那一个躯体,还是那些细胞,在这一点之前和这一点之后迥然不同?那之后只能去太平间了?不是,那一刻,我只当他们转往其他病房。

    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些亡灵离我而去,他们陪着我,我时常把他们引荐给我的学生们。他们在我的叙述之中存在,没有离去,也不必有清明节。

    最近10多年,我的亲属中不断有人离去,我的姑父、叔父、伯父、婶娘不断有人离去;我的奶奶、外公、外婆、婶娘的父亲陆续离去。最近,我的堂兄离去,我知道,我们这一代的离开已经拉开序幕了。

    我对死亡的看法变了吗?没有。

    我的遗传特征,更多象我外公,脾气秉性一致。外公三千金,没有儿子。大姨智障无法独立生活,一生未嫁。外公外婆和我的大姨,自外公65岁左右开始,即跟随我的二姨夫一家生活。到他80岁那年,我母亲千里迢迢去看他,他对我母亲说,我活80岁够了,不能再麻烦你们了。过几天,大家觉得他的饭量小了,他说自己病了。可是让他去医院,他说可能是感冒,会好的。后来吃饭越来越少,又坚决不去医院,在最后喝了几天稀饭之后,安然去世。我母亲事后才醒悟过来,觉得那是他的有意安排。 

    我的奶奶是一个高寿之人,终身生活在乡下,务农为生,一生为自己的后代光荣不已。我爷爷早就不在了,我小时候一直跟着她生活。我睡在她的脚下,为她暖脚,是她莫大的快乐。我5、6岁的时候,她55岁左右,逢春天阳光明媚的日子,就把自己压在箱底的寿衣拿出来晒晒。面对我狐疑的眼光,她会说,奶奶以后死了穿这个,不知我什么时候死啊。在我的记忆里,她总是满怀希望,等着死亡到来。

    也是那时候,我小姑父给她备了一副水泥棺材,用船运去,煞是风光,如同现代人拥有10个IPAD和10个IPHONE。可是这个棺材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让别人借去又还回来,她依然健康活着。我曾经10年没有去看她,她热情洋溢地带着她其他孙子,没有怨言。当我听说她死了,一日千里,星夜赶去为她下葬的时候,她竟然从昏睡中坐了起来。

    我为她做了体检,只有一侧肢体障碍,是一次脑梗,而心肺功能好得连很多年轻人都没法比。我安慰她,最少还可活3年。她说,还活那么久干什么?为什么还不死呢?我不死,他们都会为我累死。那一年她87岁,我的五叔和二个姑父都去世了,大伯父也病重。奶奶那次是一次中风,几天就神奇地完全康复了。

    我和我奶奶对话的话题中,死亡从来不是禁忌。她甚至当着我的面,和我的叔父伯父们讨论死亡后的细节安排。那真正能够感觉到死不过是自然的一部分,是一种变化罢了,她以另外一个方式和我一起存在罢了。我什么时候感觉到她不在?从来没有。

    我在给每个班讲课的时候,一定会安排几分钟谈论死亡的问题,让医学生如何从容面对死亡。

    那以后,我每年都去看她。她依然是告诉我,不想活了,有没有什么办法早点死呢?我们都会哈哈告诉她,没有,活着很好,活着吧。她说,我活够了,再活就不好意思了。她觉得活着是我们的累赘,可我们觉得她活着是我们的藉慰。我几乎不给她带什么吃的东西,只是给一点钱让她和别人打牌。当牌桌上坐着的都是小她30岁的人的时候,她颇为失落。

    李爷爷是我奶奶的表弟,小奶奶二岁,他的独生女儿嫁给我的五叔,属于近亲结婚。李爷爷经常来看我奶奶。李爷爷嫁了他的女儿后,为了解决养老问题,领养了一个儿子,抚养继子16年,为他盖房娶妻。李爷爷对我奶奶说,我抚养他16年,他养我30多年,这很不公平。我奶奶告诉他不要这样想,自己却是神情黯然。李爷爷在一个安静的早晨,被人们发现淹死在水深不足1尺的田边,只有鼻子嘴巴在水中。

    1年后,当我最小的堂弟大学第1个暑假回家后,我奶奶非常高兴,说,看到你们都成人了,我太高兴了,有很多事情我还想看,可是不能老等了。从此开始不吃不喝,一副绝食的样子,做得很明显,大家以为她生了什么气,轮番来劝说。我小婶娘哭天抢地,跪着要她吃饭,奶奶终于扛不住,绝食6天之后喝了一点鸡蛋汤,从此身体大不如前,终于在冬天去世,那年96岁,已经看得见100岁了。

    我从来不会觉得她离开我了,和她在一起的日子是我毫无羁绊尽情生长的日子。以后不管在哪里,我都以那种方式尽情生长,快意恩仇。直到碰到李庆业先生。

    李庆业先生是我很晚才拜的老师,完全是一种偶然,是那种自由奔放的日子总是缺少把控性导致的一种结果。

    2011年8月24日下午,我在旧金山收到一条短信,是一个学生发来的。她告诉我,李老师的选择对他自己来说是最好的,我们都能理解,请您不要过度悲伤。我知道老师在住院,有人知道他住院,总会这样对我说,所以我没觉得什么。到晚上12点,我觉得不对,给她发了个信。她告诉我,李老师选择了当天早晨离开,希望我节哀。我马上把信转告高老师,让她给我确实的消息。

    我马上改签机票,动身回北京。

    我七月七日离开北京,李老师已经病了整整一个月,体重剩下不了多少,只有一点骨头架子。以后逐步恢复了不少。

    2011年6月3日是一个周五,本来约好工作室的弟子们晚上六点聚会,我给研究生结业考试的时候接到师母的电话,说晚上的约会取消,老师不舒服。我下课以后准备去看看,师母说你那么忙,不用马上来,过两天吧,他就是睡不着。就在这之前的周一,李老师让我把国医堂的门诊暂时取消,我和高老师赶快去他家,看怎么了。他告诉我们,手哆嗦,写字已经不行了。

    我们已经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。在这2010年的3月份,李老师住平谷他的休闲屋里,我象往常一样,打一个电话问安,接电话的是师母,她说,你快来医院吧,老师早晨送中日急诊了。我去了才知道是心梗了,幸亏及时。我和高老师一起陪他去做了治疗。非常不幸的是这期间发现了脑瘤,如乒乓球大小,在小脑左侧偏中的位置。

    我们恍然大悟,李老师最近2年不断地摔倒,每次都似乎有一个像样的理由,比如狗拉的,马路牙碰的等等,忽视了颅内病变。天坛医院的吴老师来,说手术意义不大。在后来的一年多,老师一直吃一点中药,再加上糖尿病的药物,病情发展还不快。但是,我们明显地感觉到,他行动越来越迟缓,手越来越颤抖,饭量也小得很了,有时候有一点迷糊。我们知道这个肿瘤已经严重影响他的情志和思考了。我们都忧虑以后生活不能自理的日子里老师该要受多少苦。

    6月6号,早晨我给李老师打电话问候,没人接。中午给师母打,师母说在中日急诊呢,我和高老师一起赶去,见到了深度昏迷中的老师。第二天略好一点,听到高老师的呼唤,流出眼泪,但事实上仍在昏迷中。

    他最后的日子,我和高老师经常去看他,很少谈及病情。这次清醒以后直精神还好,比较开朗。

    要知道李老师是出名的美食家,热爱吃喝。这点上我们师徒意见不一致,他后来也接受我的建议,开始经常吃素。李老师是出色的运动员。我们连续几年去香山出题,晚上游泳,他比我快,而且动作规范得多,很得意地说,玩的方面我也是你老师。晚上我们去植物园走很久,去看梁启超墓,去水边溜达。

    李老师不得不面对这个病的结局了,他知道未来的日子是什么样的。那样的人,怎么能容忍卧床不起?卧床不起究竟到哪一天?别的病卧床不起也许还能起来,他深深地知道他一旦卧床就再也不能起来了。那是一个无望的疾病。

    既然不能再起来了,卧床还有什么意义?

    对北中医的其他老师,我们了解并不深,对李老师的了解很多。他的多数著作,几乎是独立完成,还要署上学生的名字。这样的老师多吗?指导我的学位论文的时候看得出他是何等的小心翼翼、如履薄冰。他一定要请他不认识的老师来参加答辩,那样会说更多的真话。校内也要请公认的能指出问题的专家,无帮无派。他绝不麻烦我们,安排我们做一些事情总是再三斟酌。他的面子极薄,从来不去找学校领导要这要那。以他“小五老”的身份,他本来可以获得更大的蛋糕。但是他羞于启齿。他总为他人着想。他是一个贵族的后代,那洒脱英武之气是一般人望尘莫及的。

    他作出了他的的选择,以他的方式离去。那一天,我没有惊讶,意料之外,情理之中。我要是碰到一样的问题,我会选择那样吗?我想我会的。我对师母也是这样说。

    无望的久病啊。。。。。。他是绝不愿意师母和儿子为他作无谓的付出。可是师母不是这样想,多陪一天就多一天的厮守。这点在亲人里面是没有交集的。  

    李庆业先生的洒脱和仗义是出名的。

    在西黄村出诊二十五年,出诊费挂号费是几块钱,相比之下,国医堂是二百块一个。可是他依然在西黄村出诊,风雨无阻。这么多年来,把西黄村的八大处中医门诊部的专业搞得红红火火,远近闻名。他带了包括高老师在内的无数的博士、硕士前去实习见习,看到大量的病例,针药并用,配备几个助手,有时上午会看八十多人,拖到很晚才吃饭。那些学生们受此训练后走向各地,针药并用,才华尽显。他引荐北中医毕业的学生前去工作,现在已经扎根开花,为中医的传承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。因此,北京市在基层名老中医工作室建设中,邀请李老师组建工作室。这样,又带出一批人才。

   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,实在去不了西黄村了,就在国医堂出诊,一个月仅仅4次,合起来2天。我去给他取出诊费的时候,是厚厚的一沓,是他退休工资的几倍。可是,他为什么不到国医堂出诊赚钱,要去给那些乡下的农民看病呢?

    名利于他大概是身外之物。我们都难以望其项背。

    高老师假期在新加坡,有一天产生幻觉,觉得李老师一直和她说话。其实,我的这种状态不是幻觉,那是一种实感。他,他们一天也没有离开过。

    清明节来了,清明节于我没有意义,那些人就在我身边,没有生死边界,灵魂的对话一直持续,永远,永远。。。。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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